非暴力沟通谈社会问题（六）

“选择不再道德评判，意味着我不可以对暴力抗争吗？”

当暴力行为正在发生并危害到我的人身安全或权益时，我会毫不犹豫地保护自己和其他我力所能及保护的人，包括毫不犹豫使用强制力。同时我明白，这个强制力需要很谨慎地使用，因为它极容易在强烈的愤怒或恐惧等情绪下失控，而让自我保护变成攻击，从而加剧冲突。

曾读过一篇报道，加拿大的一位华裔女性讲述自己在超市的经历：排队时在她前面的白人女子冲她高声喊道“离我远点！”华裔女性感觉受到歧视，非常愤怒。

我想象自己就是那个华裔女性，就在日常的生活里遭遇到这一幕… 有个白人女子冲我高声喊“离我远点！”我可能会先吓一跳，不知发生了什么。看到对方的族裔，也许让我联想起以前读过的其他新闻里针对亚裔的恶性暴力事件... 想到这一点也许我会害怕，或许我会愤怒，或许还有别的感受...

那一刻，也许我特别想要安全感，也想要被她尊重。

当我看见自己的这些感受和需要，并与它们连接之后，我感觉内心平静了很多。

此刻，我开始对那个白人女子有些好奇，想了解，她为什么会对一个跟她无冤无仇的陌生人高喊“离我远点！”

我继续读那则报道，看到华裔女性描写自己向白人女子大声抗议让她停止种族歧视，白人女子反应更强烈，更高声地喊叫“离我远点！我害怕！”

我终于明白，大疫情期间，这个白人女子是害怕自己感染病毒。而看见华裔人士，也许让她联想到疫情的初发地中国，于是华人在超市排队时离她比较近就触发了她的恐惧。而她表达这个恐惧的方式是大喊“离我远点”。这正如，“我”身为华人听到白人女子冲我喊“离我远点”可能会让“我”联想起以前读过的其他新闻里（或是“我”所亲身经历的）针对亚裔的恶性暴力事件，于是也触发“我”的恐惧… 她的被触发的恐惧导致她的言行。她的言行又触发“我”的恐惧和愤怒。于是“我”被触发的愤怒导致“我”的反击。而“我”的反击也会导致她的愤怒和反击… 如此往复。

又一次，我们看到，人类内心的各种痛苦情绪就是在这样的互相触发中蔓延开来，并互相加强。如果这场冲突中没有一个人首先跳出自己的“被触发 – 为保护自己而暴力反击”的圈子，那双方都会在这个旋涡里越陷越深，无法解脱。很多恶性暴力事件的开端也许就是一个动作，一句话，一个词，甚至一个眼神 …

这个故事中的两个人即使口角结束后回到各自的生活里，心中那些恐惧和愤怒的能量还是一直会在，并且她们各自内心的评判还会被加强，即“华人传播病毒，是危险的”，“白人歧视、仇恨华裔，是危险的”等。那么下一次她们在生活中再次碰到类似的情况时，那些恐惧、愤怒还会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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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欢黑人布鲁斯音乐家德罗.戴维斯（Daryl Davis）传奇的人生故事。（*参考资料1）

德罗从小随当外交官的父亲在不同国家生活过，也因此与不同种族的孩子一起接触过。10岁时他回到美国。一次在跟随一个全是白人孩子的童子军游行时，他扛着旗子，却遭到路人石块和瓶子的攻击。后来童子军的领队们把他围起来保护他。

这个事件使年幼的德罗好奇想要弄懂这种针对种族的态度究竟从何而来，这也塑造了他将来的人生。（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年幼的德罗对被攻击事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愤怒或害怕，而是“好奇”。我猜想，也许他此前人生的大部分时候还是感受到被接纳的，也许没有因自己的种族而有许多被排斥的感觉。）

德罗长大后成为一名布鲁斯音乐家。一次他在演奏时遇见一个白人表示很喜欢他的演奏。后来他们成为了朋友，白人告诉德罗他是三K党成员。

这使得德罗有机会开始与当地的三K党成员打交道，去弄懂那个他从10岁起就想弄明白的问题：“你都不认识我，为什么要恨我？”

后来他去约谈了三K党的地方首领罗杰.凯利（Roger Kelly），在约谈前没有告诉对方自己的黑人身份。罗杰到达访谈地点时带着保镖，随身携带枪支 … 后来黑人德罗和三K党首领罗杰成为了朋友。

德罗最后与20多个三K党成员成为了朋友。他去参加三K党的集会，甚至还获得“三K党之友”的勋章… 在他的直接影响下有40-60人离开了三K党。而间接影响到200多人离开三K党。

在德罗的影响下马里兰州的三K党瓦解了。不过后来马里兰州的三K党又在新党领理查.普莱顿（Richard Preston）组织下重生。2017年理查被捕，德罗愿意保释他出狱。后来德罗又把理查带到非裔美国人历史博物馆参观。不久后，理查邀请德罗参加自己的婚礼并把新娘交到新郎手里（传统上把新娘交到新郎手里的一般是新娘的父亲）。

德罗的父亲说儿子之所以去与三K党结交是他想弄明白他们的仇恨是哪里来的，他想寻找一片双方都可以安然相处的土壤（to see common ground）.